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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阿以冲突的巴以化、民族冲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结构化、美伊矛盾的伊以化，是导致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合流，并导致伊以冲突爆发和扩大化，以及美国被迫参与的深层次根源。

在关于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的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即使是对于对中东政治缺乏深入研究的普通民众，也已经了解到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主线。远在以色列本土1500多公里之外的伊朗之所以成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主角，其原因在于在以色列看来，它不仅要打击直接对其发起攻击的哈马斯，更要打击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包括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党、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直至彻底打击“抵抗轴心”的核心国家——伊朗。

在以色列和伊朗关系恶化的过程中，非常吊诡的问题是中东政治无所不在的连锁反应，并在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由友好到交恶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基本过程就是作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新生的地区热点问题伊朗问题纠结在了一起，即***革命后的伊朗外交尤其是支持***主义的“输出革命”外交，使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党等与巴勒斯坦问题捆绑在一起，并使巴以问题与复杂的伊朗核问题，根深蒂固的美国与伊朗对抗等“伊朗问题”一并结合在一起，进而使巴以问题、伊朗问题实现了捆绑，而巴以问题构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的载体，并最终超越出巴以冲突而走向当下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大****。

毫无疑问，新一轮伊以冲突是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其冲突的严重性、残酷性、持续性已经远远超过此前双方两轮即打即停的冲突范式，甚至已经把以加沙为主战场的巴以冲突演变为以伊朗、以色列本土为战场的伊以冲突。而美国的介入则进一步改变了冲突的规模和性质，其对中东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影响也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