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阿以冲突的巴以化、民族冲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结构化、美伊矛盾的伊以化，是导致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合流，并导致伊以冲突爆发和扩大化，以及美国被迫参与的深层次根源。

一些交易员可能已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感到麻木，或只是厌倦了追逐头条新闻：在六个月内，市场经历了从 “买入美国” 到 “抛售美国”，再到如今更模糊的状态。他们已经学会了在风险消退时迅速反弹 —— 而最新的油价飙升可能再次引发这种情况，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通胀居高不下，并减缓美联储的降息步伐。

他进一步说道：“随着伊朗核威胁被解除，美以结束冲突的动机更迫切。各方会逐步走向谈判桌解决问题。因此，油价的短期大涨是不持续的。从中长期来看，国际油价会受制于全球经济基本面、市场消费、新能源替代等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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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阿以冲突的巴以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1967年***民族主义走向衰落，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后，***国家日趋严重分裂，此后***民族主义经过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之春”的冲击已近于消亡。正是伴随***民族主义的衰落，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从代表***集体事业的阿以矛盾转向巴勒斯坦自身的问题，即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转换。

海外的宏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高债务/GDP比和高实际利率之下，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是中长期风险，市场需要逐步定价。3Q25或迎来美债集中到期以及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等的集中发酵，对应两个外部变量——美债及美元波动率上升，对A股风险偏好影响的“压力测试”窗口。第二，中美谈判的进展需要跟踪，包括关税风险以及非关税壁垒，如科技及金融领域的限制等，后者可能影响A股的交易结构，但price in的程度相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