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戏剧张力的“第三只怪”是马斯克。2020年至2024年，马斯克与特朗普曾短暂共享政治红利，特斯拉在得州超级工厂拿到天量减税名额，推特更名X后以“言论自由”旗号赢得保守派追捧。然而，在短暂蜜月期之后两人突然反目，两人在X上隔空互怼。特朗普痛斥马斯克“疯了”，马斯克反嘲“大而美”法案，认为这项法案削弱了他在DOGE所推动的改革成果，并将增加预算赤字。马斯克与**的矛盾体现在诸多利益冲突上，例如特朗普**在电动汽车补贴方面的削减令他感到失望，取消对电动汽车的消费者税收抵免，可能导致特斯拉每年损失超过30亿美元的收入，并将对特斯拉及其推动的清洁能源转型造成重大影响；X表达了打造成类似于中国的微信超级应用的愿景，X Pay将成为其商业模式的一部分，而美国**对于大型支付平台的监管正在加强，尤其是在涉及金融交易、数据隐私等方面试图确保新兴金融平台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另外，五角大楼与NASA计划让星链为乌克兰战场和重返月球任务提供加密通信，马斯克却不愿“无偿接入”，也激怒了国防部鹰派。由此可以看出，民粹政治和技术资本可以因共同敌人短暂结盟，但当前者需要持续制度化控制时，后者往往因全球市场与股东诉求被迫抽身。

因此，三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向伊朗问题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并强调伴随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伊朗问题正在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并导致巴以问题的复杂化。需要强调的是，伊核问题只是伊朗问题的一部分，并非伊朗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时期伊朗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伊朗问题是包括伊朗与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输出***革命、伊朗崛起、伊朗与地区国家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问题。

阿以-巴以-伊以冲突演化的过程和机理包括阿以冲突的巴以化、民族冲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结构化等相互承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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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包括契税税率下调、个人所得税免征门槛提升、土地增值税预征率降低等 “四个减免” 政策，以及超 50 个城市推出的购房补贴（如现金直补、契税返还、人才购房券等），进一步降低了购房者的交易成本。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购房意愿，使得更多潜在购房者得以进入市场，有效释放了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