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美伊矛盾中的一对特殊矛盾是以色列因素，亦即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伊朗极力反对的“小撒旦”。而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在中东当地的集中表现是伊以矛盾。其具体情况是：美国利用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在推动***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同时，组建以色列与“温和***国家”对抗伊朗的联盟；伊朗则以以色列是美国代言人为由，通过反对和打击以色列获得合法性，并组建“抵抗轴心”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以色列则极力通过塑造“伊朗***”游说美国，反对美国和伊朗和解尤其是反对美伊达成伊核协议，并最大限度地维持美伊对抗，通过美国遏制和打击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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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新一轮伊以冲突是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其冲突的严重性、残酷性、持续性已经远远超过此前双方两轮即打即停的冲突范式，甚至已经把以加沙为主战场的巴以冲突演变为以伊朗、以色列本土为战场的伊以冲突。而美国的介入则进一步改变了冲突的规模和性质，其对中东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影响也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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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同时称，“伊朗的核计划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绝不能允许伊朗研制核武器，而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缓解这一威胁”。

海外的宏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高债务/GDP比和高实际利率之下，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是中长期风险，市场需要逐步定价。3Q25或迎来美债集中到期以及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等的集中发酵，对应两个外部变量——美债及美元波动率上升，对A股风险偏好影响的“压力测试”窗口。第二，中美谈判的进展需要跟踪，包括关税风险以及非关税壁垒，如科技及金融领域的限制等，后者可能影响A股的交易结构，但price in的程度相对低。

“今年政策力度很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将其落到实处，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能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总需求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王一鸣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