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21日宣称，袭击了伊朗伊斯法罕的离心机生产设施。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此次轰炸“将伊朗拥有核弹的可能性推迟了至少两三年”。

笔者认为，阿以冲突的巴以化、民族冲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结构化、美伊矛盾的伊以化，是导致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合流，并导致伊以冲突爆发和扩大化，以及美国被迫参与的深层次根源。

毫无疑问，新一轮伊以冲突是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其冲突的严重性、残酷性、持续性已经远远超过此前双方两轮即打即停的冲突范式，甚至已经把以加沙为主战场的巴以冲突演变为以伊朗、以色列本土为战场的伊以冲突。而美国的介入则进一步改变了冲突的规模和性质，其对中东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影响也更加严重。

因此，三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向伊朗问题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并强调伴随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伊朗问题正在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并导致巴以问题的复杂化。需要强调的是，伊核问题只是伊朗问题的一部分，并非伊朗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时期伊朗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伊朗问题是包括伊朗与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输出***革命、伊朗崛起、伊朗与地区国家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问题。

伊朗和以色列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层面，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向伊朗出售了大批军火。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参见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