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三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向伊朗问题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并强调伴随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伊朗问题正在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并导致巴以问题的复杂化。需要强调的是，伊核问题只是伊朗问题的一部分，并非伊朗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时期伊朗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伊朗问题是包括伊朗与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输出***革命、伊朗崛起、伊朗与地区国家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问题。

这一意外事件，恰巧发生在意大利文化部长亚历山德罗·朱利（Alessandro Giuli）来访乌菲齐的同一天。部长此行旨在见证一项重要工程的节点——自二十年前以来一直矗立在佛罗伦萨天际线上的大型吊车终于从“乌菲齐大改造”施工现场中拆除。

其次，巴勒斯坦内部矛盾的宗教化，其突出表现是***主义组织哈马斯与世俗民族主义组织巴解组织之间的矛盾。巴解组织的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而哈马斯组织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主义，其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并选择和平谈判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方式，哈马斯拒不承认反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主张通过“圣战”方式武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一边是频繁损毁的展品，一边是无法控制的网络流量，“**”在博物馆的公共讨论中日益成为一个亟需回应的文化议题。在意大利，这一现象正与日俱增，从游客的偶发行为到社交媒体驱动的行为冲动，不断挑战着博物馆的边界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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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和伊朗关系恶化的过程中，非常吊诡的问题是中东政治无所不在的连锁反应，并在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由友好到交恶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基本过程就是作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新生的地区热点问题伊朗问题纠结在了一起，即***革命后的伊朗外交尤其是支持***主义的“输出革命”外交，使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党等与巴勒斯坦问题捆绑在一起，并使巴以问题与复杂的伊朗核问题，根深蒂固的美国与伊朗对抗等“伊朗问题”一并结合在一起，进而使巴以问题、伊朗问题实现了捆绑，而巴以问题构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的载体，并最终超越出巴以冲突而走向当下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大****。

哈马斯和伊朗的***主义意识形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存在共识，奠定了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介入巴以问题的意识形态基础。伊朗也正是通过支持***主义组织，并建立对抗以色列的“抵抗轴心”，使伊朗作为非***国家成为巴以冲突的主体。

伊朗和以色列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层面，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向伊朗出售了大批军火。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参见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