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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阿以矛盾向伊以矛盾的转化。冷战后，伴随中东和平进程的进展尤其是***世界分裂、对抗以色列热情下降，阿以矛盾日趋缓和。21世纪以来，尽管巴以冲突依然存在并时有冲突爆发，但以色列与***国家的关系却在不断改进，而美国的推动以及共同对抗伊朗则是以色列与***国家不断走近的动力。除早先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约旦（1994），在特朗普**《亚伯拉罕协议》的推动下，以色列在2020-2021年实现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关系正常化，至此以色列已经与近1/3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且仍有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增加。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还建立了“四方对话机制”。

但是，上述分析尚不足以解释以色列和伊朗敌意和仇恨形成的累积的过程和机制，以及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如何演变发展并蜕变出伊以冲突这一更加严重的冲突，因为以色列和伊朗无论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还是在1979年以前的当代历史中，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民族和国家都保持了长久的友好。

第一是阿以冲突的巴以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1967年***民族主义走向衰落，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后，***国家日趋严重分裂，此后***民族主义经过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之春”的冲击已近于消亡。正是伴随***民族主义的衰落，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从代表***集体事业的阿以矛盾转向巴勒斯坦自身的问题，即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转换。

因此，在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进行持久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创，对黎巴嫩**党进行重点打击，对胡塞武装进行阶段性打击，并在诸多复杂因素作用下意外收获叙利亚政权倒台的有利局面下，同时在对伊朗本土两次进行尝试性打击而伊朗反击有限的情况下，以色列最终决定对伊朗本土实施大规模、持续性打击，力图实现破坏美国与伊朗核谈判、严重破坏乃至彻底根除伊朗核能力、削弱伊朗沉重打击“抵抗轴心”并使其丧失复原能力。这是以色列军事冒险行动。

其次，巴勒斯坦内部矛盾的宗教化，其突出表现是***主义组织哈马斯与世俗民族主义组织巴解组织之间的矛盾。巴解组织的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而哈马斯组织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主义，其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并选择和平谈判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方式，哈马斯拒不承认反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主张通过“圣战”方式武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