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美伊矛盾在中东转化成了伊以矛盾，伊以矛盾反过来也是美伊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此次伊以通过巴以冲突外溢演变为双方的直接冲突，并使美国卷入其中的根本逻辑所在。

“第二只怪”是加利福尼亚。与哈佛的象征意义不同，加州是进步派政策实践的“实验工厂”，从净零排放时间表、庇护城市网络、堕胎与性少数保护，到最低工资和数据隐私立法，几乎每一项政策都在全美具有外溢效应。特朗普选择从联邦与州权的缝隙里展开包抄，他签署“移民执法联邦优先令”，授权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可绕过地方警局直接在庇护城市抓捕无证移民，并对拒绝配合的县市暂停联邦基建补贴。另外，特朗普启动所谓“逆绿转移支付”，把清洁能源补贴、基建拨款与各州排放配额挂钩，并设置“高成本绿州”系数，实质上缩减了加州在两党基建法中的分配份额。对此，纽森州长高调反击，以“自由迁徙权”与“地方自治”号召蓝州结盟，同时联合苹果、微软等巨头发布“留才计划”。但特朗普在摇摆州制造“我的税负补贴你的福利”的叙事，让经济焦虑盖过加州的道德号召。在洛杉矶发生的移民**活动中，特朗普部署军队应对，引发了与纽森的进一步激烈对抗。

零售资产中经营贷风险上升最快，2024年经营贷新增不良额占零售整体新增不良额的46.3%，测算24年已暴露不良占偏高风险资产的1/5，预计下阶段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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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以色列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层面，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向伊朗出售了大批军火。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参见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