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阿以冲突的巴以化、民族冲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结构化、美伊矛盾的伊以化，是导致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合流，并导致伊以冲突爆发和扩大化，以及美国被迫参与的深层次根源。

首先是阿以矛盾向伊以矛盾的转化。冷战后，伴随中东和平进程的进展尤其是***世界分裂、对抗以色列热情下降，阿以矛盾日趋缓和。21世纪以来，尽管巴以冲突依然存在并时有冲突爆发，但以色列与***国家的关系却在不断改进，而美国的推动以及共同对抗伊朗则是以色列与***国家不断走近的动力。除早先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约旦（1994），在特朗普**《亚伯拉罕协议》的推动下，以色列在2020-2021年实现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关系正常化，至此以色列已经与近1/3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且仍有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增加。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还建立了“四方对话机制”。

毫无疑问，新一轮伊以冲突是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其冲突的严重性、残酷性、持续性已经远远超过此前双方两轮即打即停的冲突范式，甚至已经把以加沙为主战场的巴以冲突演变为以伊朗、以色列本土为战场的伊以冲突。而美国的介入则进一步改变了冲突的规模和性质，其对中东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影响也更加严重。

因此，三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向伊朗问题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并强调伴随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伊朗问题正在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并导致巴以问题的复杂化。需要强调的是，伊核问题只是伊朗问题的一部分，并非伊朗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时期伊朗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伊朗问题是包括伊朗与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输出***革命、伊朗崛起、伊朗与地区国家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