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宏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高债务/GDP比和高实际利率之下，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是中长期风险，市场需要逐步定价。3Q25或迎来美债集中到期以及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等的集中发酵，对应两个外部变量——美债及美元波动率上升，对A股风险偏好影响的“压力测试”窗口。第二，中美谈判的进展需要跟踪，包括关税风险以及非关税壁垒，如科技及金融领域的限制等，后者可能影响A股的交易结构，但price in的程度相对低。

因此，在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进行持久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创，对黎巴嫩**党进行重点打击，对胡塞武装进行阶段性打击，并在诸多复杂因素作用下意外收获叙利亚政权倒台的有利局面下，同时在对伊朗本土两次进行尝试性打击而伊朗反击有限的情况下，以色列最终决定对伊朗本土实施大规模、持续性打击，力图实现破坏美国与伊朗核谈判、严重破坏乃至彻底根除伊朗核能力、削弱伊朗沉重打击“抵抗轴心”并使其丧失复原能力。这是以色列军事冒险行动。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首要任务，2025年**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消费，强调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

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惧程度将取决于冲突的下一波行动和潜在持续时间，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时间，战争的迷雾才会足够散去，交易员才能充满信心地建立极端头寸。至于债券，这场冲突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尽管由于原油价格上涨，美联储降息的空间将更小，但离开股市的资金可能会涌入债券和美国国债作为避险资产，推动债券价格上涨和债券收益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