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这场监管松绑与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市场动荡形成巧妙呼应。当时美联储被迫直接入场干预国债交易，暴露出银行体系在极端压力下资本约束过紧的弊端。鲍曼强调，通过回归杠杆率作为资本缓冲的传统职能，既能增强金融机构承压能力，又可降低央行干预市场的必要性，这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年2月关于国债市场流动性的担忧形成政策呼应。

这场监管变革的深层逻辑在于激活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能力。当前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已突破30万亿美元，监管层希望通过释放银行资本金，既能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又能培育更强大的国债购买力量。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此前已释放明确信号，称此举是特朗普**金融监管改革组合拳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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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例如，2020年证监会明确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监管部门在鼓励支持外资机构来华展业的同时，也为外资机构提供了更透明的营商环境。此外，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潜力巨大，投资者对专业化、全球化资产配置需求上升，这为外资机构提供了广大客群。从资产配置方面来看，外资机构需要通过全球市场布局提升长期回报率，中国市场成为外资机构的一个重要选择。”李一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她在准备好的讲话稿中表示：“这项提案朝着我所认为早该进行的后续行动迈出了第一步，以审查和改革已变得扭曲的资本要求。在资本要求方面仍有更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要考虑它们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市场状况的变化是否暴露出应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