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宏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高债务/GDP比和高实际利率之下，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是中长期风险，市场需要逐步定价。3Q25或迎来美债集中到期以及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等的集中发酵，对应两个外部变量——美债及美元波动率上升，对A股风险偏好影响的“压力测试”窗口。第二，中美谈判的进展需要跟踪，包括关税风险以及非关税壁垒，如科技及金融领域的限制等，后者可能影响A股的交易结构，但price in的程度相对低。

短期市场或担忧伊朗报复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但历史表明，该地区危机引发的油价冲击对股市影响往往短暂，反而创造中期买点。若冲突最终促成中东局势稳定，中长期反而利好风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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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半年，鉴于中国科技行业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积极进展，同时考虑到**措施预期或在下半年对消费产生提振作用，我们认为，科技行业和消费市场或迎来机遇，尤其是必需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或有良好表现。”赵耀庭称。

公开资料显示，5月2日至5日，香港金管局累计投放1294.02亿港元，对比2020年疫情期间单日投放最多300亿港元的情况明显更高。其中，仅5月5日单日投放605亿港元更创下了香港金管局单日投放的历史最高纪录。这导致港元流动性充裕，5月HIBOR开始急跌。截至5月底，3个月HIBOR跌破了1.4%（4月底约为4%）。

因此，三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向伊朗问题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并强调伴随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伊朗问题正在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并导致巴以问题的复杂化。需要强调的是，伊核问题只是伊朗问题的一部分，并非伊朗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时期伊朗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伊朗问题是包括伊朗与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输出***革命、伊朗崛起、伊朗与地区国家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问题。